驾驶证换领时间到了香港股票加杠杆，一些市民首先想到的是要去车管所办理换证。家住佛子岭路的温先生起初也这么认为。但驾照准备到期换证，他得知在家附近交警大队就可以办理。于是8月23日一早，温先生就来到南宁市公安局交警七大队。
1940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办公室内，一台用来收发机密电文的电报机，突然在几声刺耳的滴滴声中停止工作了。作为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重要通讯设备，每天都有专人例行检修，这天却因为烧毁了一根真空管，而导致电报机出现了故障。
是设备就会出现问题，电报机也不例外，假如是发报员操作不当，真空管烧坏的几率并不小。可这是军统电讯总台的电报机，是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的，按照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定下的“家规”，按照军统的条例，使用者张蔚林被暂时关入禁闭室。
电报机真空管损坏也好，张蔚林被执行“家法”也罢，原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里是军统的核心机密部门，更是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心脏”机关。一旦军统特务搜集的绝密情报在这个重要的机构被泄露，那么就极有可能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笠，针对军统电讯机构这个盘根错节、网罗天下情报的特务部门的安全问题，都是慎之又慎，生怕这里面混入地下党，并从内部“腐蚀”、瓦解国民党。
戴笠谨遵蒋介石“宁可枉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卑劣思想，将枪口对准了爱国群众、民主人士以及进步学生，对共产党人更是痛下杀手，只要一提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像嗜血的蝙蝠一样上蹿下跳。
自张蔚林开始，军统经过层层调查，最终认定局本部电讯总台潜伏了多名中共地下党人。
很快，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雷一样，在国民党高层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作为国民党最机密的情报机关，军统局堪称国民党的“心脏”，而军统电台处就是要塞和堡垒。抗战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情报的收发、审阅，都由军统局电讯总台负责。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作为军统局的局长，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将生气、恼怒、恐惧等多种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本想将此事暂时压下去，等到查明情况之后再向蒋介石汇报，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很快，军统电讯部门出现共产党的消息，就传到了老蒋的耳朵里。蒋氏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惊惧之余，也不禁破口大骂戴笠无能。
虽然距离这次军统内部的“潜伏事件”，已经过去80多年了，曾经的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但因此案牵连而牺牲的七名革命烈士，却不能因此而埋没。正是因为他们曾经在隐蔽战线默默地耕耘，才使得我党我军历经各个残酷的时期却得以一步步发展壮大。
张蔚林因操作失误弄坏了一台发报机，之后由于他的错鲁莽行事方式，导致中央特科苦心经营的号称“牛角沱七人小组”的七名烈士最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后遇难。
历史没有如果，也不允许假设，当个人处于大时代的漩涡中时，每一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理由。
张蔚林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的科员，这个部门主管军统通讯业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岗位。这也为他从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16年，张蔚林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户江南士绅家庭，他成长的过程正是旧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侮的时代。20岁时，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这里曾是军统专门培训特务的基地之一，要比后来号称军统第一大特务训练班，筹建于1938年1月的临澧特训班还要早两年，可见张蔚林在国民党军统中，也属于一个老资历的特务了。
后来因为张蔚林的业务能力较强，被调到杭州军统无线电讯班八期受训。
早在1939年春季时，张蔚林曾领导其他5人，组织了一次以讨薪为目的的“六人事件”。他们用军统内部电台给董益三（军统四处副处长）发了一封讨薪的电报，这次电台联名讨薪事件，被戴笠定性为严重违纪，六人私自串联，违反了保密条约。
以张蔚林为首的六个人统统被调回重庆任职，其实就是对他们进行紧密监视。其他五个人，均被安排进入军统电台处工作，只有张蔚林进入军统第四处一科，从事电报、电文监察工作。
建国后被关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董益三回忆，张蔚林之所以被“特殊照顾”，就在于张蔚林的资格老，并且还曾任军统皖南赣北日占区潜伏电台景德镇分台长，所以要不是戴笠亲自过问，张蔚林有可能都不会被问责。
因为军统内部虽然派系林立，但他一为抗日流过血，二来资历比较高，所以让很多人对他都还有所忌惮。
张蔚林是如何从一个军统官员，成为一名向往革命的地下党员的？
他的思想转变经历过从失望到绝望的过程，当年在读书的时候，他有一位进步教师，曾被国民党特务毫无人性、明目张胆地杀害，这对他的内心冲击非常大。
之后的张蔚林，屡屡亲眼目睹过军统特务的暗杀行动，他发现只要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无论是什么身份，最终的下场都是被“收拾”掉。
还有，国民党乃至军统内部，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蝇营狗苟、争权夺利，真正克己奉公、坚决抗日的人少之又少。
明明应该说到做到，各党派化解纷争，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蒋氏却每每调转枪头，将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这种“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做法，也彻底压垮了张蔚林对三民主义的最后期望，在万念俱灰之际，本来就对共产党抱有同情的张蔚林，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1939年8月下旬，张蔚林孤身一人前往位于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他已经因为私订《新华日报》被揭发，被调往重庆卫戍司令部担任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的小科员。
张蔚林的到来，让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雷英夫非常意外，但马上就有所反应，这个人有可能要“投诚”。
张蔚林作为重庆军统电讯处的科员，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大名，一进门就开门见山的要求见周恩来，这倒也基本符合国民党投诚人员的一贯风格，但雷英夫也格外小心，万一他要是“诈降”，给我方带来的损失就很难衡量了。
张蔚林被告知无法见到周恩来后，又提出和叶剑英面谈，但很巧，最后接见张蔚林的人，却是中共主管电讯情报的曾希圣，恰是张蔚林的“同行”。
正是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让中央特科在军统核心要害部门，设立了一个中共特别支部。
关于张蔚林投诚事件，中共特科人员可谓是慎之又慎，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见惯了投诚又叛变的场面。但张蔚林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曾提供了几个比较机密的情报，经过中共反复考察之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
一个以张蔚林为核心的渗透计划，开始在号称中国最严密的军事谍报机构——国民党军统局内逐渐生根发芽。
张蔚林作为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得到中央特科反复甄别并确认忠诚的前提下，被重新派往他的原工作单位，即重庆军统电讯处从事潜伏工作。
此时此刻的张蔚林已经成为了一个红色特工，鉴于他在工作上的赤诚忠贞，重庆地下党组织批准了张蔚林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回到军统电讯处之后，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收集情报，并及时转交给负责对接的中央特科同志。
看过《风筝》、《潜伏》等谍战剧的人，一定会对被中共地下党身处虎穴狼窝，依然坚持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精神深深折服。军统作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事谍报机构，组织严密、纪律严谨，潜伏在军统内的红色特工，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军统当家人戴笠曾信誓旦旦地和蒋介石“打包票”，军统就是一个拥有铜墙铁壁的机构，任何他人或异己组织都不可能渗入进来，为此，戴笠曾下令军统内部要严格执行部门内部侦查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监察制度。
可惜的是戴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事实上是有很多红色特工都曾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以及其他要害部门，并搜集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毛主席曾盛赞曾希圣：“没有他的二局，就没有红军。”可见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对于革命胜利起到了多关键的作用。
成功潜伏在军统电讯处，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红色特工们，就像一把把出鞘的利剑一样，深深地插入了军统乃至国民党的心脏。
张蔚林回到工作单位之后，便开始了有步骤的渗透计划，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他曾冒着极大的风险不断发展红色特工。他第一个瞄上的人就是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
因为张蔚林曾暗中观察过冯传庆，发现他对军统也抱有很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对国民党屠杀、残害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做法深恶痛绝。于是张蔚林趁热打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和冯传庆进行了一次彻夜畅谈。
就在张蔚林离开曾家岩办事处的几天后，他带着冯传庆再一次造访曾家岩，接待他们的依然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这一次曾希圣开门见山的和他们，讲述了中央特科的工作纪律，并向二人询问了有关重庆电讯总台的情况，张、冯二人皆据实相告。
后来二人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介绍入党，并成为了我党安插在军统核心机构的两把利剑。张蔚林负责电报监察工作，而冯传庆则主管发报部门，二人成为了一对默契的工作搭档。
随后，在张蔚林的活动下，又将好友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安文远策反，并发展为秘密党员。
就这样，戴笠自认为密不透风的军统局，被活生生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其中，安文远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成为了“军统电台案”的叛徒。
关于“军统电台案”的导火索，说法不一，除了猜测是安文远告密所致之外，还与张蔚林潜伏工作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1940年初，张蔚林在工作中因为操作不当，不小心将一台电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平时的小事，只要找到技术部门及时更换即可。
但这个不起眼的无心之过，却成为了压倒军统电讯处“七人小组”的最后一根稻草。
“七人小组”中并没有叛徒安文远，最初的时候仅有张蔚林、冯传庆和张露萍。
而唯一的女性张露萍，也是“七人小组”的领导，作为该小组的党支部书记，张露萍也是唯一一名党员。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曾化名余慧琳，她于1921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父亲是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1937年，仅有16岁的初中生张露萍，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投身于抗日宣传工作中。
后来通过老革命车耀先的介绍，张露萍决心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自此之后便成为了一个忠贞的革命者，1938年10月她入党之后，她被党组织派遣至重庆南方局工作。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张蔚林、冯传庆，组成了最初的红色特工小组。
叶剑英和曾希圣交给她三项任务，第一就是让她领导张、冯二人，谨慎、稳妥地开展亲肤工作；第二点就是获得情报之后，及时传递给南方局；最后便是伺机策反军统局内部人员。
年仅18岁的张露萍随即潜入国民党心脏，并建立了“红色电台”，为南方局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机密情报。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张露萍和张蔚林以兄妹相称，但他们一个操着一口苏州话，另一个则说着流利的四川话，这一点也成为了“七人小组”被质疑的关键。不过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军统内部根本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至少对张蔚林抱有极大的信任。
张露萍和张蔚林共同住进了位于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开始了和军统特务斗智斗勇的潜伏生涯。其实，“二张一冯”的组合在最初的时候，曾屡次在军统的密切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方局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军事情报，后来在张蔚林的策反之下，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相继加入，军统内部红色特工“七人小组”正式形成，成为了插入国民党军统局的一把尖刀。
可是这种好局，却因为张蔚林的一次无心失误断送了。
军统电台处的电报机真空管烧坏之后，张蔚林被关了禁闭，但由于他本人的地下工作经验尚浅，所以自我感觉这一次肯定是暴露了。于是他凭借着个人的资历和关系，从禁闭室中逃了出来，并径直前往位于曾家岩的南方局办事处。
而南方局的负责人则认为，张蔚林如果没有刻意逃避监禁，那么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建议他再回到军统。因为军统局只是按照“家法”对他小惩大诫而已，但他却沉不住气找到了南方局，一旦被跟踪，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据《红岩档案解密》中的记述可以得知，当时，南方局的同志对此事的分析也过于草率了，既然张蔚林逃出禁闭室，就大概率已经暴露，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再次以身犯险返回。可是南方局的负责人却认为，张蔚林和四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情，应该回去让他求求情，或许事情还有转圜余地。
带着疑虑的张蔚林还是敲响了董益三的家门，可是等待他的却是董益三的出卖，几个早已埋伏在附近的特务，不容分说的将张蔚林押了回去。
当初张蔚林从禁闭室逃走之后，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恰好前来例行检查，凭借着军统特务的敏锐嗅觉，马上翻查张蔚林的抽屉，结果发现了张蔚林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单。
作为一个电讯处的专家，平时基本上接触不到这么多自家人，很显然这里面有问题。叶翔之继续查找的过程中，竟然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张露萍写给张蔚林的“暗语”。叶翔之将张蔚林平时的举动，以及查找出来的证据联系在一起，更加确定了张蔚林有问题的推断。
但是他又比较忌惮张蔚林的身份和关系，于是才试探地给董益三打了一个电话，接下来就发生了董益三“出卖”张蔚林的事情。
军统特务叶翔之通过抽丝剥茧的侦查，尽管张蔚林被军统特务抓捕之后守口如瓶，但其他六人被迅速锁定目标并一一被逮捕，潜伏在军统内部的“七人小组”彻底暴露。
戴笠认为兹事体大，所以他要亲自审问此事。但由于“七人小组”都坚决对抗到底，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人，戴笠并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最后恼羞成怒的军统特务将七人扣上了“军统局违纪分子”的罪名，送到了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城南6公里处的息烽集中营。
作为信仰坚定的红色特工，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他们七个人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1945年7月14日，爱国民主人士李任夫，用牛角片在息烽集中营的牢房墙上，深深地刻下了“253：1945、7、14”一串数字。
原来这一天是中共女地下党员张露萍，以及她的亲密战友、人民心目中的勇士，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七名烈士牺牲的忌日。而“253”则是张露萍，在国民党反动派息烽监狱的监号。
从1940年“七人小组”被押送到息烽集中营之后的五年来，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的严刑拷打，虽然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他们的肉体健康，但却无法打垮他们的意志和信仰，狗急跳墙的特务们在束手无策之下，将他们推到了息烽快活岭，并向他们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张露萍同志在牺牲前曾和同被关押在这里的其他共产党员说：
“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
她牺牲时仅有24岁，而其他六位烈士也都正值人生壮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七位勇士却英勇就义，至死都未曾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
“七人小组”英勇就义后，虽然南方局军事组和中央特科的同志，都知道他们是潜伏在军统的地下党员，但在动荡的时代中，没有人去主动梳理他们的壮举，直到35年后，在叶剑英等人的证实下，张露萍及其他六位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才被评为烈士。
“如需流血，愿从我始。”
红色特工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一类特殊的革命志士，躲在黑暗里，向往光明，是他们独特的工作性质。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地下党都曾屡建奇功，为人民军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忍辱负重、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甚至一直到死都没有人理解他们的工作。
谍战剧《风筝》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只有彻底忘记身份，才能在这特殊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这就是潜伏者的内心独白，他们只有达到忘我的境界香港股票加杠杆，才能不负上级交给他们的重任，才能不负心中那个永恒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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